赵匡胤的尴尬：疆域不全的皇帝，为何能与秦皇汉武并列？

今天我们来厘清一个在历史爱好者圈子里常见的争论：“赵匡胤不是中国的大一统皇帝，但他是中国的正统皇帝”。

这句话被很多人理解为，赵匡胤建立的宋朝，虽然合法，但在“统一”这个指标上是不合格的。

但事实上，这种非黑即白的理解，可能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。

不是说这个结论是错的，而是说这个问题不应该这么简单地看待。借着这个由头，今天我们要讨论的，也正是“大一统”和“正统”的纠葛——

如果你要问这有什么意义，那么纠结一个一千多年前的皇帝算不算“大一统”，对于如今当然没有任何意义。

但是，通过这两种概念的辨析，我们却可以理解国家认同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微妙关系。这是不是就有现实意义了？

在华夏历史上，关于“谁是正统”的争论从未停歇，而“大一统”往往是其重要的砝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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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宋朝，尤其是赵匡胤时期，却成了一个很好的观察样本。

本文，我们就来回顾围绕着赵匡胤的种种争议，看看一个历史评价是如何形成的，之后又基于什么样的观念被反复解构。

首先要来解释这个问题：

为什么很多人——乃至于一些严谨的学者，都认为赵匡胤算不上“大一统皇帝”？——这里的“大一统”，还是得先厘清概念：

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广义上，只要统一大部分汉地，延续帝制，基本就算；但狭义上的标准，则要严苛得多。

从狭义的层面来考虑这件事，这也是“赵匡胤非大一统皇帝”论的核心依据——在这个层面，起码有两方面的硬伤：

首先是疆域。

在这个问题上，赵匡胤面对的地图，和我们熟悉的秦皇汉武、唐宗明祖的地图截然不同。

他看到的历史是什么样的？是从安史之乱后持续衰败的晚唐，到毁灭人性的五代十国。他接手的是一个破碎的山河。

而自从他陈桥兵变、建立宋朝以后，直到他去世，天下的局面又是什么样的呢？

燕云十六州这个华北的门户，牢牢掌握在契丹辽国手中；西北有割据的定难军（后来的西夏）；越南（静海军）也已脱离控制。

甚至在他去世时，吴越国尚未纳土，北汉还在苟延残喘。

我们如今所见到的那些符合“狭义大一统”规范的时期——嬴政最后的五年、刘彻以后的西汉、朱元璋以后的大明——这些都不会出现在赵匡胤的功劳簿上。

所以，批评者以严格的“地图开疆”标准来检验，在他的认知里，很明显，赵匡胤的统一事业，只能算完成了大半的“烂尾工程”。

而如果以上只是用客观疆域来做逻辑推演，那么还有基于后世视角的第二层考虑：历史定位的尴尬。

我们在史书中看到，元朝修史时，同时为宋、辽、金三朝立传，即所谓的“各予正统”。

这一操作，在后人看来，很大地冲击了宋朝作为唯一“华夏”的合法性。

如果当初元朝只给宋朝修了史书，那么今天关于宋朝是否“大一统”的争议恐怕会少掉一半。

说的再直观一点，后世的史家，尤其是清朝的史家，往往以一个囊括了东北、蒙古、新疆、西藏的“大公鸡”版图作为衡量“大一统”的标尺。

用这个标准去套，别说赵匡胤了，连汉唐都显得“略有不足”。

这种以后世的疆域观去“倒推”历史的评价方式，自然会让赵匡胤在“大一统”的殿堂里显得格格不入。

看过这两方面的论据以后，你是不是也觉得“赵匡胤非大一统皇帝”的说法很有道理？

然而，赵匡胤的想法虽可能与后世不同，支持他为“正统”的理由却异常坚实。

反对“大一统”论调的理由，以“华夏之主”的说法有代表性。

它认为，衡量一个王朝是否正统，关键不在于是否占有了所有“自古以来”的土地，而在于它是否占据了华夏文明的核心区，并继承了文明的法统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赵匡胤的宋朝，手里牢牢攥着“山河四省”的大部分地区，定都开封，坐拥长安、洛阳这两京故都。

这就是“华夏”，是天下文明的核心心。

同时，从传承脉络上看，“唐—后梁唐晋汉周—北宋”的顺序清晰可辨。赵宋是中原地区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——唐朝的直接继承者。

后世具有代表性的汉人王朝——明朝，也用实际行动为赵宋的“正统性”背书。

朱元璋在洪武元年亲赴开封祭天，继承的正是宋朝的法统。他评价赵匡胤“统一海宇”，这里的“海宇”就是天下的意思。

这一举动，几乎以官方之力终结了关于宋朝是否正统的种种争论，为此后我们认知宋朝为正朔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
还值得再多说一句的是，这种“法统论”很符合我们古人“得中原者得天下”的思维习惯；

在文化逻辑上，也贴近于华夏文明的传承观，因此很容易为后世的人们所接受——

再加上如今对于文化传承的钟爱，这种观点是很容易被现代人接纳的。

当然，“正统论”依然有不少问题。

它在论述中，并没有完全回避宋朝自身在法理上的“瑕疵”。比如，宋朝自己造成的问题是，与契丹辽国订立“澶渊之盟”，结为“兄弟之国”。

皇帝的身份本是排他的，承认另一个皇帝的存在，等于在事实上将“天下”分裂，把双方的状态定义成了“国家分裂”，这无疑削弱了自身“天下共主”的唯一性。

而这还只是“正统论”的小瑕疵，它真正面临的大问题，在于文章中并没有正面回应“大一统”论者提出的疆域问题和后世定位问题。

疆域的缺失是客观事实，尤其是燕云十六州的丢失，使得宋朝在国防上始终处于被动。

如果一个“正统”王朝连自己的核心区域都无法有效保护，那么这个“正统”的含金量势必会受到质疑。

这就是很多现代人反思“正统”概念的原因所在。他们认为，与其纠结于一个虚无缥缈的“正统”名号，不如更务实地看待问题。

有人就提出，“大一统”这个名号得到了，会国库增加税收吗？会部队增加战斗力吗？不会。

这种观点本质上是对整个以“名号”为核心的传统历史评价体系的批判。

在他们看来，赵匡胤的功绩，不是得了什么名号，而是结束了五代十国那个“毁灭人性的”乱世。

上千年来，关于“大一统”与“正统”的争论，固然有我们习惯上理解的疆域与法统的分野，但更大程度上，其实还是一个现实成就与历史评价标准该如何匹配的问题。

“大一统”的推崇，抛开民族主义的外衣，核心是对国家实力和领土完整的追求。

而“正统”的背后，在很大程度上，反映了我们政治思想史中对文化传承和文明秩序的坚守。

他们不是一味地迎合、肯定“开疆拓土”的欲望，而是不断地反思、质疑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根源究竟在何处。

柳宗元在《封建论》中所谓“失之于政”“失之于制”的分野，其实是古人习惯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，但事实上，现实中并没有那么的一定。

就好像评价赵匡胤，我们是不可能抛开“正统”去讨论“大一统”的。

上天没有制造一种完善的好皇帝放在那里让人类发现，而只有一些有优点也有缺点的君主供后人酌情评判。

最后再说回赵匡胤本人。

他对“大一统”的确有一种执念，史载他曾用玉斧划着地图说：

“此外非吾所有也。”但在后世的民间想象中，他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，与那些真正的“大一统”帝王并列。

教员在《沁园春·雪》中写道：“惜秦皇汉武，略输文采；唐宗宋祖，稍逊风骚。”

很多人没想到的是，自己兴冲冲地讨论了半天疆域、法统，最后却被一句诗词兜头盖了帽：

无论学术上如何争论，在普通大众的认知里，赵匡胤（宋祖）就是和秦皇、汉武、唐宗并列的伟大帝王。

但奇怪的地方在于，很多人细究之下，都会觉得这个并列不太合理。他既没有秦皇汉武的赫赫武功，也没有唐宗的开阔气象，凭什么能跻身此列？

原因其实就藏在历史的书写者里：

“毕竟历史的书写者是文人墨客”。赵匡胤开创的大宋，是文人的黄金时代，是中国文化的高峰。

文人们感念于此，自然不吝笔墨地赞美这位开国君主。

很多时候，那些看起来高大上的历史定位，最后都会以这么一种文化记忆的方式，悄悄定论。

古今皆然。

番外 我们的视角问题

在正文中，我们一直都站在“华夏”的内部视角讨论“正统”与“大一统”，但实际上，这种视角本身就是有局限的。

有位朋友曾分享过和越南留学生的交流。在他看来，越南历史是一部反抗华夏“侵略”两千多年的壮丽史诗。

但在我们的历史叙事里，对越南的统治历来都是合法的，是王朝对边疆的管辖。

你看，同一个历史事件，在不同的叙事体系里，会呈现出截然相反的面貌。

我们内部争论不休的“赵宋正统性”，在越南人看来，可能毫无意义。他们关心的，是自己民族的历史。

可以这么说，王朝在强盛之时，它所定义的“天下”就是世界秩序。

而在我们纠结于赵宋的版图和今天的“大公鸡”不像时，可能也陷入了一种“自古以来”的思维定势。

这种定势，会让我们忽略老祖宗们“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”的开拓过程，也无法真正理解历史的动态发展。

不管今人对于“大一统”的迷恋和欣赏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思，事实上，很少有人注意到，我们对历史的理解，已经把复杂的论述题，简化成了“谁是正统，谁不是”的选择题。

当然，如果你真想跳出这个框架，也还是得注意，不是说你想跳就能跳得出去的。

喏，那些试图用现代民族主义去硬套古代历史的人，下场往往就很可笑。

发布于：福建省